这种结论不仅更符合生活事实，也可以避免在刑法与行政法中就同一个警察行为产生不同的违法性判断，从而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
软件开发者平台、程序语言提供了中心化的基础服务。摘要：本文认为人工智能的法律研究应当从为特殊主体设计法律制度的拟制思路转向生产性思路，即理解人工智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平台企业变得更智能（或者平台本身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体），从而不断要求将平台基础服务、交易流程、终端设备、连接网络等核心要素与其调动的生产性资源相分离，在形式上看成是这些生产性资源自愿进入交易网络的过程。
如果将平台和市场进行比较，会发现传统市场中需要由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目前正在由私人进行打造和提供，并在事后经过国家认可和统一管理。（3）控制力对组织社会化生产十分必要，如何在不同的法律领域避免因控制力（从属性）标准而改变法律关系、增加平台运营成本，在劳动法等领域正在不断出现这类问题。从互联网早期非法兴起的实践看，避风港规则为其将非数字化的资源转变成数字化资源并进行免费利用提供了保障，这也确保了信息经济生产方式的诞生。本文的讨论已经表明，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有必要将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看成是广义网络法问题的不可或缺部分，也是其升级版本，这样才能真正回归到围绕代码/架构理论展开的原初问题意识，从而思考赛博空间的演进和对法律的影响。无疑，网络和连接为平台企业带来了巨大价值，平台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充分利用网络的价值强化连接力，同时较少地为连接导致的违法行为负责就成了重要的争议焦点。
当驱动平台的智能算法能够进行身份认证、交易匹配、识别语音、分析偏好、帮助完成交易等，整个平台就已经成为一个人工智能体。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平台责任水平的设置问题。《意见》《改革意见》《规定》对保障律师合法权利作出了具体要求：一是要进一步明确了律师的各项权利，特别是侦查阶段律师的各项权利，如会见通信权、代理申诉控告权、案件案情的知情权、调查取证权等。
二是实行如非法证据排除这样的程序性制裁措施。二是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构建错案责任倒追机制。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权运行的审视应当以其与检察权运行、审判权运行之间的动态关系作为基本出发点。第二，由重配合轻制约向配合制约并重转变。
同时注意侦查活动遵守程序，依法开展，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合法权益。长期以来，受侦查中心主义的影响，我国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时仅具备查明案件意识，而未养成证明案件的习惯。
来源：《东方法学》2019年第4期。三是进一步强调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及时性和侦查监督的同步性。中央对公安执法的要求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了公安执法规范化内容不断丰富、不断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法治国家普遍适用的证据规则。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在司法改革的大潮之下，强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已然成为公安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其二，严格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方面，执法行为必须授权有据，不得为法律未规定未授权之举。公诉引导侦查应当注意：在引导的内容上，仅涉及侦查机关的取证活动，而不涉及其它。
在配合方面，探索公诉指导侦查，发挥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指引作用。三是公安法制部门的监督。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就是要切实发挥审判程序应有的制约、把关作用，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公检法办案人员树立案件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庭审检验的理念，严格依法规范侦查活动，从源头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宪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责任，由检察机关对侦查程序进行监督。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第二，侦查权的运行接受审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推动执法行为规范化，解决执法中的突出问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需要科学的立法、公正的司法，同样需要公平的执法。所谓的刑事执法行为主要是指侦查行为。因此，以审判为中心决定了侦查权、公诉权的运行都要为审判权的运行服务。
诚如有德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刑罚是国家对国民自由的侵害方式中最严峻的一项，也因此其被视为最受争议的一项。《意见》提出通过建立系统化、实时化、常态化的执法监督管理体系，实现对执法工作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意在扭转之前僵化的监督管理体制，构建动态的、互动的、全过程的监管模式。
另外，侦查是与犯罪分子打交道的，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影响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侦查活动需要隐秘进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控诉一方，在理论上应当有监督和指导侦查机关的职责和优势。
刑事执法规范化之所以成为执法规范化的重中之重，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刑事执法行为与公民基本权利息息相关。它不仅要求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在运行方式上也应当克制、谦抑，努力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
进入专题： 公安法治 刑事执法规范化 司法改革 法治国家 。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鉴于此，《意见》提出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瑕疵证据补强的范围、程序及标准，《改革意见》要求侦查机关应当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第四，重视过程证据的收集和运用。
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改，特别是不断深化司法改革，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行使权力必然要承担责任。
《意见》提出要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改革意见》进一步明确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证据裁判要求，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是高于对程序正义的追求的。
就刑事执法而言，就是要更新诉讼观念，转变侦查理念。因此，要厘清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的内涵，就必须采用历史的眼光，系统梳理我国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在定位、内容、重点上的发展与变化。
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尚未接受法庭审判，理应被当作无罪之人来对待，其人身、财产、隐私等各项权利应当受到平等的保护。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所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刑事案件侦查关涉犯罪嫌疑人切身权益，应当严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确保每一项侦查行为都以证据为指向，都有证据作支撑，从源头上尽一切努力防范和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一方面是由于法检两家对于侦查终结提交的证据往往照单全收，缺乏严格的审查。
刑事诉讼法经数次修改后，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了拓展和延伸，包括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身份，加强了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的保护，确立了律师参与侦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庭前准备、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毕竟我们之所以能够忍受一种不正义，唯一的正当理由也是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
第一， 由静态向动态转变。侦查机关应当切实保障律师上述权利的行使。
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团体与个人之利益绝无仅见地只有在刑事诉讼上才有如此重大的冲突，而这种在法律上所做之利益权衡正象征性说明了在一般公共事务中考量国家和个人间的关系时，刑事诉讼法就成了国家基本法的测震仪。犯罪行为的隐秘性、侦查对象的不明确性、侦查环境的多变性以及刑事案件的突发性决定了侦查人员不可能循守固定的程序模式，墨守成规，而需要拥有灵活应变的能力和临机处置的权力。
